[39]关于党的间接柔性治理策略在法治领域的体现，参见强世功：《惩罚与法治》，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人权有些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生而有之的，即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郭教授所建构的制约国家权力的三维模式：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形成了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控权法理学。

一方面是社会权力作为国家权力补充，公民社会本身的自由、自主、自治的法治需求。公民的权利经过社会组织的整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力与支配力，就是社会权力。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231多元的利益集团必然形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矛盾激烈冲突的公民社会，其表现为社会权力之间的冲突、社会权力与其成员权利的冲突、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结构。

（三）社会权力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和源泉郭教授之所以强调社会权力，强调公民社会建设，是因为他洞察到社会权力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公民社会是孕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土壤。但他认为民间社会的改革力量，特别在于草根阶层，政治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是今后推进进一步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草根阶层，运用其所拥有的政治人权，遵循民主、法治的路径，通过维权活动与斗争、网络舆论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争取经济利益。[4]当然，此说也并不否认保权说，从总体上说，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是行政诉讼一个目的的两个侧面。

[11]法院从此案发展出的正当程序规则，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确立了一个程序规则，对预防性保护个人权利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作为行政机关来说，行政诉讼不能仅仅为是保护权利，维护行政效能也应当是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但若没有一个为各方可以接受的共识，修法极有可能会在众说纷纭中歧路亡羊。（二）无漏洞权利保护1．告状有门。

当行政相对人顶着状子进门之后，法院或者行政机关通常有义务必须在法定期限内给出一个说法，如行政相对人不服，他还可以针对这个说法启动第二个救济程序。在这样的行政案件中，行政相对人可能经过了若干场诉讼之后铩羽而归，又往往是漫漫涉法信访的开始。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尽管这两案中的原告诉求最终并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但这种身份不同的比较在早期的行政诉讼中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在行政诉讼中存在着某种不以地域、文化、身份等因素而形成的共同价值。1986年10月，包家在县房管处办理了房产产权登记。之所以在这里提及它，不仅仅因为它是自1985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第一个案例（当时还不称之指导性案例），更重要的是此案原告的身份与包郑照截然不同。

即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行政纠纷。[15]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9年第1期。[6] 黄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这样的制度安排是有助于无漏洞权利保护标准实现的。

既要看到保障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要性，又要看到保护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性。此说意图想在保权说和维护监督说之间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实务中，立案难在行政诉讼中是一个久治不好的顽症。在经过行政诉讼程序之后，若行政行为违法且已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行政相对人应当能够获得好处而归。

[4] 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页。法院应当通过针对个案的裁决，确立起可以适用今后类似案件的规则（一种与法律规范更为具体的规则），要求社会普遍遵守。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法 。尽管如此，平衡说仍在无法摆脱两个基本点发生冲突时遇到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窘境。虽然不能排除有一些公益之人士为维护监督而提起行政诉讼，但毕竟这是一种例外，尚无法改变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3]面对公民合法权益广受行政权侵害的客观事实，此说具有十分深厚的道义上的正当性。

[17] 参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09）。如《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项中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公务员解释。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需要指明的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8]、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9]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10]等虽然在法律上能与保护权利相提并论，但把它当作是行政诉讼功能的反射效果或许更为妥当。

就世界范围而言，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受范范围一直处于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中。作为立法目的之灵魂条款，它是法律规则设计或者修改的基点，在法律解释中支配着解释方法的走向。

在这样的规则社会中，权利救济提前到了通过规则预防权利被侵害。此为《行政诉讼法》之灵魂条款。如同其他制度的进步都需要时间的积淀一样，在行政诉讼中实现能得好处的救济标准，尚受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所以，一些正当的个人权利救济可能因为现实的需要而被法律所否定。不能用一方面去否定另一个方面。

但是，实务中能得部分好处是比较现实的判断，而能得全部好处仍属于一种理想状态，。所以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把所谓行政救济的全部功能在于保护权利定位于一个努力实现的目标也是妥当的。

[14]就在此案发生后的第二年，另一起有影响的行政案件是区成不服九龙海关行政处罚决定案——1988年11月15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人不愿意行使权利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权利意识淡薄、丧失，而是国家围绕权利所建立的行政诉讼制度不能吸引人们去行使保护权利的请求权。

[2] 张树义：《冲突与选择——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如（维护）这是由政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的。

这样的局面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是法治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即使有信访等行政救济制度，但它的功能并不主要在保护权利上。而原告此时只能忍受被告重新作出的合法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6]与维护监督说不同的是，平衡说将保权和维护监督列为行政诉讼的两个基本点，而不是维护监督说所谓的一个目的的两个侧面。包郑照和他的儿子包松村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即使到了《宪法》经过修正才写进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21世纪，这一人权条款目前主要还是宪法规范层面上的表达与道义上的诉求，保护权利与实践的真实相距还是很远的。现代行政法只能适度超前但不能越过这些现实因素而发展，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制度如同高压锅的出气口，只要把它的出气量大小控制在确保高压锅不爆炸即可。

[7]此说虽然避免了维护监督说和平衡说在个案中可能遇到的窘境，也缓和了保权说的偏面性。因此，权利救济才是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